制度固本，文化鑄魂。基層治理現代化不僅需要制度創新，更需要文化建構。“群英斷是非”工作法發源于岳陽樓區奇家嶺街道，目前，這一基層創新，正穩步從“實踐經驗”邁向“文化品牌”，這是一場從“事怎么辦”到“人心怎么聚”的跨越。
一、問題提出：讓治理創新從“管用”走向“有感”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基層治理創新成果豐碩，各地涌現出大量行之有效的做法。然而，一個普遍存在的困惑是：許多優秀的基層創新往往止步于“經驗總結”層面，難以實現更廣泛的社會認同和更深遠的文化積淀。
“群英斷是非”工作法的核心要義是“黨組織領導下的民事民議、民辦”，通過邀請群眾中的“明白人”參與矛盾化解，讓群眾自己的是非自己斷，這一工作法在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成效。
成績面前，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浮現出來：一項治理創新，如果只能被“使用”而難以被“感知”，只能被“復制”而難以被“記憶”，它的生命力能持續多久？正是帶著這一問題，奇家嶺街道在已有創新成果的基礎上，啟動了“群英斷是非”文化工程的探索，試圖以文化表達深化治理創新，探尋基層治理創新從“實用”走向“文化”的可能路徑。讓好做法不僅“管用”，更能“有感”。
二、理論分析：治理為什么需要文化表達
在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，任何有效的治理都包含兩個互為支撐的層面：
第一是“硬治理”——制度規范、矛盾化解等可見可測的維度。這是治理的基礎功能，解決的是“事怎么辦”的問題。第二是“軟治理”——價值認同、文化氛圍、情感聯結等無形卻持久的維度。這是治理的深層支撐，回答的是“人心怎么聚”的問題。
“群英斷是非”工作法的前期探索，主要解決了“硬治理”層面的問題：如何高效化解矛盾、如何規范調解程序。在此基礎上啟動的文化工程，則是向“軟治理”層面的自覺邁進——試圖回答：如何讓治理創新內化為社區認同？如何讓治理經驗實現更廣泛傳播？如何讓治理精神成為可感知的文化存在？
這一轉向的核心，可以概括為“治理成果的多重轉化”：從“實踐經驗”到“制度模式”的規范化，從“制度模式”到“文化產品”的符號化，從“公共表達”到“日常生活”的日常化。后兩者往往被忽視，卻恰恰是治理創新實現“從盆景到風景再到底色”躍遷的關鍵所在。
三、實踐探索：“五個一”文化工程的系統構建
2025年底至2026年春，街道依托前期連續兩年成功申報國家級社會治理創新案例、落地省級課題的工作基礎，按照“有形、有聲、有文”的展示理念，先行啟動“群英斷是非”文化品牌“五個一工程”，并延展出一套配套文創產品。
（一）一陣地：讓治理經驗可參觀
街道在學院路社區打造“群英斷是非”主題展廳，集成果展示、流程演示、功能體驗于一體，實現工作法“可觀看”的實體呈現。
該陣地的功能定位有三點：一是記憶保存，通過圖文、影像、實物等介質，系統記錄工作法的演進歷程，實現治理經驗的“固化存留”；二是場景呈現，沿參訪路線可實地感受“群英”調解的物理空間與社區語境，實現治理情境的“親身體驗”；三是教學承載，作為基層治理的示范基地，已接待多批外地考察團，實現治理知識的“傳遞分享”。
圖1：“五個一工程”之一陣地
（二）一套書：讓治理經驗可學習
讓治理經驗可學習。編撰《操作規范手冊》《經典案例集》《理論文集》系列讀本。《操作規范手冊》明確標準流程；《經典案例集》精選三十多個真實案例，形成“事實背景——群英介入——化解過程——后續效應”的完整敘事；《理論文集》收錄相關研究國家級、省級獲獎文章，實現治理實踐的學理化提升。
這套文本的設計遵循了三個原則：一是案例化，實現治理經驗的“故事化”轉換；二是工具化，實現治理方法的“程序化”提取；三是理論化，依托案例研究連續兩年成功申報國家級社會治理創新案例，并落地省級課題。
文本建構的本質，是將地方性經驗轉化為可傳播、可學習的普遍性知識，實現治理經驗的“去情境化”與“再情境化”的有機結合。這一過程使“群英斷是非”從特定場域的實踐智慧，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治理知識。
圖2：“五個一工程”之一套書（宣傳冊）
（三）一臺戲：讓治理精神可共鳴
街道將工作法中的典型案例進行藝術化創作，排演原創舞臺劇《變壓器的故事》，演員全部為街道社區干部。該劇在樓區三家單位聯合春晚上首演并獲獎。此次嘗試的核心價值在于：讓治理參與者成為藝術表達者，讓治理故事從“被講述”變成“被演繹”，讓治理精神獲得可感知的載體。其成效體現在：一是內部認同的催化。在系統內部首演，讓“群英”精神首先在治理者群體中完成情感確認和價值共鳴，并為將來面向社區居民公演做準備。二是組織文化的建構。借助聯合春晚，使“群英”經驗從單個街道的實踐升華為更大范圍的共鳴。三是作品打磨的起點，首演獲獎證明了這一形式的潛質。
圖3：“五個一工程”之一臺戲：《變壓器的故事》舞臺劇劇照
（四）一部片：讓治理歷程可觀看
制作“群英斷是非”專題匯報片，該片系統梳理了工作法的歷史脈絡、機制創新與實踐成效，通過影像語言完整呈現其從萌芽、發展到成熟的全過程。
該片的功能定位體現在三個維度：一是歷史敘事，通過影像檔案的方式，系統記錄工作法的演進歷程；二是機制闡釋，以直觀生動的方式呈現工作法的操作流程與核心要義；三是成效展示，通過典型案例的影像再現，展現工作法在基層治理中的實踐效能。其獨特價值在于：它突破了文字閱讀的認知門檻，以視聽語言讓治理故事獲得更廣泛的受眾基礎。
圖4：“五個一工程”之一部劇：《群眾“是非”群眾“斷”》
（五）一條線：讓治理資源可整合
街道、社區聯合設計了一條標準化參訪線路，形成“群英斷是非”現場教學體系，配套專業講解服務。線路以主題展廳為起點，串聯社區內的“網格化”“群英調解室”“志愿服務隊”等節點，實現資源的系統集成與功能的協同發揮。
四、文創產品：讓治理從“被看見”走向“可陪伴”
在“五個一工程”之外，同步啟動了“群英”主題文創產品的設計開發，將品牌理念融入實體產品，形成可傳播、可留存、可使用的文化衍生品。文創產品既是“五個一工程”的實體化呈現，也是品牌走出街道、走進日常的重要媒介。
目前已完成品牌LOGO原創設計，并制作帆布袋、筆記本筆禮盒兩款實物產品，均印有“群眾的是非群眾斷”核心標語。同時完成杯子、文化衫、雨傘等十余個品類的設計圖稿，為后續開發奠定基礎。
圖5：“五個一工程”配套文創
這些產品起到三方面作用：一是讓治理符號進入日常生活，從“被觀看”變為“被擁有”；二是作為治理故事的“移動載體”，隨身傳播拓展影響范圍；三是激活“二次傳播”，實現從組織化傳播到社會化傳播的延伸。
由此形成治理表達的完整譜系：陣地是“凝固的治理”，讓經驗可參觀；書籍是“書寫的治理”，讓經驗可學習；戲劇是“演繹的治理”，讓精神可共鳴；影視是“流動的治理”，讓歷程可觀看；線路是“串聯的治理”，讓資源可整合；文創是“攜帶的治理”，讓符號可擁有。
五、理論思考：文化表達如何賦能基層治理
基于上述實踐，可以提煉幾個要點：
第一，文化表達解決了治理創新的“感知難題”。
基層治理的成效往往具有“隱形”特征——矛盾化解了，但過程隱于無形；糾紛平息了，但努力無人知曉。這種“治理勞動的不易看見”，既削弱了群眾的獲得感，也降低了治理者的職業認同。文化產品通過“物化”的方式，讓無形的治理勞動變得可見、可感，讓治理成果從“幕后”走向“臺前”。這一過程可概括為“治理勞動的顯性化”——使原本隱沒于日常的治理實踐，獲得了公共呈現的可能。
第二，文化建構實現了治理價值的“深層認同”。
制度的約束是外在的，而文化的浸潤是內在的。當“群英”精神通過戲劇演繹、影像敘事、文創滲透進入社區生活時，它所喚起的不是對規則的服從，而是對價值的認同。文創產品進入日常生活后，治理精神實現了從“被教育”到“被陪伴”的轉變，文化產品將抽象的制度理念轉化為可感知的情感體驗，使治理價值獲得了具體可感的存在方式。
第三，文化傳播拓展了治理經驗的“影響范圍”。
一份經驗總結文件，其傳播范圍多在體制內流轉；一部專題片、一套文創產品，卻可能走向社會各個角落。這種傳播的獨特之處在于：它不是“推”的，而是“帶”的；不是“灌輸”的，而是“分享”的。它使治理經驗獲得了超越時空限制的傳播能力。
第四，文化自覺促進了治理能力的“全面提升”。
推進文化工程的過程，也是對干部能力結構的重塑。項目策劃、文本撰寫、藝術協調、影像制作、產品設計——這些過去被視為“專業領域”的工作，正在成為基層干部的新基本功。這種能力轉型標志著基層干部從“單項執行者”向“復合型人才”的躍升，從“被動承接任務”向“主動建構意義”的轉變。
六、結語
“群英斷是非”文化工程的探索表明：基層治理現代化不僅需要制度創新、技術創新，更需要文化建構。文化表達不是治理的“點綴”，而是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——它是治理成果的“存儲器”、治理價值的“傳播器”、治理精神的“放大器”。
從更深層次看，這一實踐揭示了基層治理創新的內在規律：任何治理模式要獲得持久生命力，都必須完成從“制度供給”到“文化建構”的躍升。制度解決“如何做”的程序問題，文化回答“為何做”的價值問題。當治理創新通過多元文化載體進入社區記憶、融入日常生活、轉化為情感認同時，它就獲得了超越特定時空的生命力。
當然，這一探索仍是初步的。下一步，街道擬通過宣傳文化系統將“五個一工程”向上申報立項，爭取納入省級乃至國家級文化精品工程或社科課題支持，以更高平臺推動“群英”品牌的系統化提升。后續研究還可在以下方向深化：如何運用數字技術增強治理文化的沉浸式體驗？如何推動“群英”文化與文旅產業深度融合？如何建構更完善的治理文化產品體系？這些問題的回答，需要更長時間的實踐探索。
基層實踐沃土中蘊藏著豐富的治理智慧。將這些“沉默的經驗”轉化為“可言說的理論”，將“地方性做法”提升為“可傳播的范式”，正是基層工作者的時代使命。把治理品牌做成文化產品，讓“群英”精神可感知、可攜帶、可流傳——這是對基層治理現代化路徑的一份學理探索。
責編：陶江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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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：湖南法治報
